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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应学校邀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卢克教授来学院作为期2个半月的讲学。初识吕克教授，是在武汉的天河机场。印象中的美加友人，虽然并不是个个如体育明星般虎背熊腰，但也是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可吕克教授的出现推翻了我先验的推断。映入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不高较为单薄的老人，密密麻麻的胡子守卫在他的嘴唇四周，一顶英国十九世纪的绅士帽尝试着遮掩有些杂乱而又顽皮的头发，一双总是充满笑意的眼睛让人情不自禁的与之亲近，轻松幽默的话语和真诚的问候则让我们每个接机的同学心里面都是暖洋洋的。这是教授第二次来武汉，但显然第一次武汉之行已给他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忆。在机场回市区的路上，他兴奋的像个孩子不停的拉着我们问东问西。我对他提了个问题，说现在的武汉就像一个大工地，既充满了喧嚣与嘈杂、又隐藏着不安与骚动。他想了想，冲我眨了眨眼说，“The city is booming, isn’t it?”。是啊，既然选择了发展，就意味着同时选择了发展所带来的阵痛，事物本不能万事求全，但发展就是发展。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教授的那一份机敏和睿智。
吕克教授是加拿大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曾多次前往俄国及前苏联地区，并曾经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普京亲自见面交谈过。这一次来武汉主要是给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6级国际关系硕士讲授俄国问题。他是个对工作极其严格要求的人，引用他自己的话他是一个workaholic。记得他刚来的第二天，我们几个即将赴加在他门下求学的弟子想请他吃顿饭。一方面略尽东道主之谊，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未来导师的一种尊重。没想到当我们提出要求时，教授竟一口回绝了。语气斩钉截铁，理由也只有一个——他需要花时间准备课件。教授的课程是每星期周三和周五，而周二和周四于是就成为了他雷打不动的备课时间。由于他上课主要使用的是多媒体课件，每次上课前他必定提前很长时间去教室进行调试。我曾经对他说这样太辛苦了大可不必。他笑了笑说，虽然有些突发事件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对于个人而言一定要亲历亲为做好准备。提起他的多媒体课件，不得不说这是他讲课的一大亮点。教授的power point语言上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柔和的色调辅以五颜六色的图片使得整个课件充满了灵气与动感；再加上偶尔点缀其中的音频和视频，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将讲课的气氛推向高潮。教授是法裔加拿大人，精通法、英、俄三种语言，并且还懂得一点中文。由于其每年相当长的时间都在独联体国家度过，因此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第一手而且经过实证考察的资料，并通过很严密的学术语言来帮我们分析资料背后的联系和逻辑关系，进而提出相关的理论建构。这无疑让我们开阔视野，受益匪浅。此外，他还通过在课堂组织分组讨论，布置相关课外作业，并且在每周三的下午都提供了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时间，时时刻刻让学生处在一种紧张而不失活泼的求知氛围中。
吕克教授分析问题非常客观，他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往往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由于他总是在加拿大说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有的学生甚至好奇的问道他是不是一个communist。教授是政治学专业毕业，虽然对中国取已得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表现了由衷的赞美，但他也没有回避中国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他对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大加赞赏，他时常用俄国的例子告诫我们民主之花一定只有在适合的土壤才会盛开，否则只能结出青涩的苦果。民主本身只不过是与专制相比稍微好一点点的东西，而如果将民主等同于选举，他摇了摇头，用手作了一副割脖子状，意思是那就完蛋了。
吕克教授非常喜欢武汉大学，他说每天早上他都是被鸟儿优美的歌声所唤醒，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然风景的那股幽静，作学术需要那份安静，与人交往中的那份恬静，以及自身心灵上的那缕平静。临走的时候，丁院长代表我们院对吕克教授提出了三个感谢，感谢他在这里的精彩授课，感谢他对我们院出国学生的照顾和关心，感谢他为武汉大学与蒙特利尔大学之间的友谊曾经付出的，现在付出的，以及将来所要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教授则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道——我在这很高兴，我喜欢政院，我喜欢武汉大学，我喜欢中国。
相见时难别亦难，但相离往往是下一次相聚的开始。相信远去的友人带走的不仅仅是我们离别与忧伤，更会带回我们的相聚与喜悦。（杨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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